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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藏胞状况 达赖集团在放肆攻击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暗示,由于他 的领导,国外藏胞的生活是如何的美满富足。并且在自传中宣传“三十年后,我们仍面临很多难题,但事态不断在改变与改进。我们当然已领先留在中国的兄弟姊妹,中共可以跟我们学习很多事。撰写这本书期间,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实施进一步推动民主的新措施。” 使达赖集团扫兴的事,一些西方学者经过长期比较研究后客观指出,达 赖集团的管理才能远不是值得称道的;在接受了长期大笔援助之后,达赖喇嘛的官员仍然不能为他们所管理的穷人提供最起码的福利。谭?戈伦夫博士多年深入系统地研究结人们描述了一幅与达赖集团自我吹嘘大相径庭的画面。以下是他的研究摘要。 教育 对于西藏难民领袖来说,教育居于优先地位。除了西藏教员教藏文和历 史外,还请了印度教员用英语教课。(既然如此,那么达赖集团指控西藏学校中教藏文也兼教中文是为了摧毁西藏文化就难以理解了。)根据同“流亡政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一次谈话,可以看出在藏民学校所教的课程,对于学生今后职业方面的需要没有什么用处。一位西藏难民不满地说,他的侄子读了九年书以后,还看不了报纸,也阅读不了一整本小说。 不是所有的藏民儿童都能上学的。农业定居点学校很少。对普通西藏家 庭来说,住读学校的费用(每年大约120 美元)的确是太高了。当然,这些情况对原先的贵族们不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可以把孩子送进不收普通人的、昂贵的私立英国学校或印度学校学习或出国学习。达赖喇嘛最小弟弟就是在大吉岭著名的天主教圣约瑟学校学习的。据说,学校的校长认为这位年轻的。 拉萨市靠近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北面有一座幽静的小院,里面住着年迈 花甲的归国藏胞扎西多吉老人。他是1959 年被裹挟到国外的,在国外,他们生活食不果腹。他在一所藏民学校任教。他的回忆留下了达赖集团“优良”教育的第一手材料,他说,他所在藏民学校全校500 多名学生,往往到高中毕业时只剩下80 多人,绝大多数学生因家境窘困而被迫辍学。学校生活也很困难,帅生们一年到头很难吃上牛肉,喝上青稞酒和酥油茶。 生活 人们已向西藏难民捐助了大量救济金,但这些钱没有得到很好利用。达 兰萨拉的藏民领导人应该对此负责。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的后院,有将近三千藏民住在那里。但即使在那里,卫生条件也很差。严重缺少公共厕所,也没有倒垃圾的地方。1978 年,一位美国医生曾在达兰萨拉的德莱克医院工作过几个月。他对这些情况很不满意,认为这会引起“瘟疫”。1981 年成立了卫生处,即使这样,卫生经费也只够支付达兰萨拉卫生处的日常开支。 印度南部农业定居点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在蒙戈德,最初计划是要为 四千名西藏难民提供四千英亩土地。但是,64O 英亩的土地被用于盖房子和修路,因此到1981 年,剩下的3360 英亩土地分配给7140 人。可耕地没有灌溉设备,饮用水极端短缺。最近到过那里的一位访问者呼吁人们向蒙戈德提供更多的援助,因为那里的儿童营养不良。在五岁以下就死亡的孩子中,40%死于营养不良。在这个定居点,每1000 名出生的婴儿中,死亡高达162人。而在每1000 名出生的印度婴儿中,死亡人数为70—140 人。③就在最近,1980 年,一位美国医生在评论印度整个难民情况时,认为他们处境“悲惨”,因为这些难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他们肮脏的居民点就建立在印度最贫穷的地区“剩下来的”地段上。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为个人生存而奋斗。 人民陷于贫困、冷漠和绝望之中,身染疾病,经常酗酒。 对印度北方的藏民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25.29%的人认为自己过去就“非常富有”,20%的人认为自己过去算“富裕”,40%的人算“中等家庭”,14.71%的人算“中下等家庭”。没有人认为他们过去是“贫穷的”。按职业划分,14.71%的人过去是政府官员,9.81%的人是神职人员,3.40%是军官,72.08%是自谋职业者(大概是商人)。这位研究人员说,在新德里、台拉登和达兰萨拉,对40%的藏民家庭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些难民在僧侣统治集团、上层阶级和积极参加西藏抵抗运动者所占的比重非常大”。 而对印度南部蒙戈德的定居点对869 户中的805 户所作的一次调查表 明,几乎所有的人过去都是农民、牧民和生意人。在3869 人中,2871 人没有上过学,39 人当时正在上学,只有18 人念完了高中(其余的人也许对调查没有作出回答)。 就业 目前,80%的西藏难民住在印度,而占第二位就要算尼泊尔王国了。一 般认为在尼泊尔的藏民人数为11000 至12000 人。今天,有几千人仍未得到安置(难民中的官员证实有4508 人,或者占在尼泊尔藏民总数的35%)。约有5000 人住在主要由国际救济金组织建立的14 个定居点。在这些定居点,人们主要从事农业,辅之以手工业,像在印度一样,这些难民居住的地方条件也非常不令人满意,即使在外国援助(包括美国运去大量剩余食品)多年后,情况仍然很糟。疾病流行,一位药房的护士说,孩子们白白地死于像肠内寄生虫病和痢疾这样一些本可以很快治愈的疾病。达赖喇嘛在尼泊尔的代表承认,国际机构正在撤离,因为它们发现,虽然他们给予难民的长期援助本来可足以使他们自给自足,但事实却相反,“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他把这个问题完全归咎于“出生率成几何级数增加的缘故”。 在尼泊尔,其余的西藏难民分散住在这个王国北半部的雄伟的喜马拉雅山的山区或谷地,大都靠近西藏边境。有些人还跨越边界做买卖。对于这2000 至3000 藏民(估计数字)的情况,实际上无法作出任何判断,但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也生活在贫困之中,今后没有什么发迹的希望。 包装封建衣奴制度 上面这些问题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个顶峰。达赖一伙人对改善难民生存 状况兴趣不大,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支出巨额经费来建立一个类似过去在西藏的政权机构,目的是为了能继续控制流亡中的藏民。达赖喇嘛仍掌握最高权力。在他领导下,有一个所谓噶厦,下设九个办事处。在一位印度律师的帮助下写成的一部宪法,于1963 年颁布,企图把现代西方议会民主的概念与西藏封建的传统结合起来。但是这部宪法最多是一个古怪的混合体。宪法开头有段标准的、克制的声明:鉴于迄今在西藏实行的政府制度越来越明显地表明它未能充分适应人民现实的需要和今后的发展,因此它要保证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办事,都享有辩护权和聘请法律顾问权,都有言论、集会、旅行、结社和居住的自由。 他们建立了国民议会,四分之三的代表是民选的,但权力有限,在税收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腐败 由于各派的争夺,也由于“西藏统治集团中那些没有品德的成员”之间 的钩心斗角,使救济活动陷于混乱。人们发现有人将救济品,特别是救济药品,拿到了迈克莱奥得的甘杰市场上出售,这儿离达赖喇嘛的住所还不到两英里。 许多人都不喜欢达赖喇嘛已故的姊妹次仁卓玛。因为她曾经管理过一个托儿所,为了控制人来人往,她不管天气如何,总要孩子们在所有的进出口处成双成对的站岗。如果有人来访,一定要事先禀报她。此外,托儿所里的小孩经常到了快要饿死的边缘(难民中的一位工人回忆说,有一次当她手里拿着一盘早饭剩下的面包屑,饥饿的孩子一拥而上,抓着就吃),而她自己每顿午饭一定要有十二道莱。同时,“即使天气很冷,孩子们也只穿薄薄的、破旧不堪和没有袖子的棉布上衣。但每当有重要人物来参观这个高级托儿所时,“她让孩子们都暖暖和和地穿着花呢制服、厚厚的羊毛袜子和结实的皮鞋”。 总之贪污是如此严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位主 任注意到,如果运往印度的所有救济品都分给难民的话,每一位藏民至少应当分到一条半毯子。 有趣的是:达赖在自传中并不避讳他的兄弟姐妹及其它亲戚掌握“流亡 的政府”大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反而对他们大加赞赏。对次仁卓玛的赞语则是:“我姊姊果然极具领导能力,她永远不沮丧。她是个强壮的女人,而且赋有家传的脾气,她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极为仁慈而富有幽默感。她在困难中给我的帮助可说无法衡量。她早年是个单纯的村姑,没受过任何教育,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母亲料理家务。她的任劳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为好领袖的基本条件。” 的确,封建农奴统治时期,三大领主都声称他们是极为仁慈的。 一位西方学者评论说,虽然达赖迎合西方搞了些民主化形式,但实行的 仍是封建家族统治。比如他的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其统治政府中占据了要害部门! 也许达赖用心想想后,能举出一个并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例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