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真的无言了啊  |
| 广东东莞作为中国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这一次以负面形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据报道，东莞地区长期存在着规模庞大的童工产业。在没有任何加班工资和双休日，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情况下，伴随着威胁、打骂甚至强奸，大量不满16岁的儿童像白菜般被贩卖。（《南方都市报》4月28日） 问题本身的恶劣程度和引起的愤怒已无需多言，但舆论不能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谴责了。距离山西黑砖窑事件曝光不到一年，广东贩卖童工问题又浮出水面，接踵而出的黑幕提醒人们，已不能将其仅仅视为少数人道德沦丧的偶然事件。个案化的批判，最好的效果也只能是“头痛医头”，可随着时间流逝，社会关注的焦点转移，新的恶性事件可能会再度发生。在一系列已被曝光以及尚未曝光的恶性事件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不以舆情导向为转移的内生逻辑？ 东莞经济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但正如依赖科技进步就必然会鼓励发明创新一样，依赖劳动力的廉价，必然也会最大限度地追求最廉价的劳动力。在这种逻辑下，工钱少又听话的童工就成了某些商人的选择。由小工头、大工头、黑中介和雇佣工厂组成的四环利益链说明，这不是某一个体的问题，而是一群理性的“经济人”合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这再一次说明，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外部约束。摆脱道德束缚和法治轨道的市场经济，完全可能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东莞童工问题，就是一种罪恶的典型。 然而，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并非新道理。我国早已出台了各种相关的劳动法规坚决禁止使用童工，拐卖儿童更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为什么山西黑砖窑事件和东莞的童工问题，总要等待媒体曝光后才可能见到当地政府的反应呢？童工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和东莞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样由来已久，如果当地政府说对此毫无所知，就跟山西当地的官员说不知道黑砖窑一样，很难讲得通。为什么与招商引资相比，地方政府在这类问题上的执法，总是迟缓？ 所谓“失察”或“失职”的说法，是否会掩饰和遮蔽一些重大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增长的数字面前，把无法量化的社会公正搁置一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对正义的损害袖手沉默，甚至有意牺牲。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个国家的穷困起步，三十年来，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中心议题。而当经济的蛋糕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必须重视如何切分蛋糕，也就是公正的问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在广东东莞发生的贩卖童工的现象，正是对人的最大的不尊重，以儿童作为榨取利润的劳动工具，已经突破了公平正义的底线。 |
| 这种事情很可能已经具有普遍化！只是很多没有被揭露 |
| 解决童工问题的一个技术上的设想：所有的少年儿童带薪上学
[ 数学 ] 就是说，全国所有的小朋友，根据义务教育法，都是要上学的，要上小学，中学。既然如此，国家索性就制定政策规定少年儿童的上学就和“就业”一样，和“上班”一样，是带薪的。比如说，每个少年儿童上学，每月的月薪是一千元，当然，具体数目可以研究探讨，我这里就是打个比方。 因此，上学就是上班，就是就业，这和我曾经提出过的“造币机制理论”是一样的。这也和老人都有退休金的原理是一样的。 老人应当不止叫退休金，而应当象苏联或者俄罗斯那样，叫养老金，就是说，老人是不需要工作的，或者也可以等价地说，老人的养老，就是上班，就是工作了。 因此，少年儿童上学，就是上班，如果你旷课，如果你不来，那么就要扣工资。 那么，有人会说啦，你说少年儿童上学就要发给他们钱，老人养老也要发给他们钱，那国家就出不起这个钱。 这一点，首先我在“造币机制”的理论中就已经讲过了，国家掌握着印钞机，是没有可能出不起这个钱的，没有钱可以搞印刷嘛，把钱印出来不就得了吗？ 有的人又会说，如果印钱太多了会通货膨胀，这是不会的，只要印出的钱不乱发，只要领钱的人确实是做了辛苦的事情，比如说努力学习了，那通货就不会膨胀。 此外，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如果说，国家出不起这个钱，那么，事实上全国的父母，是不是大多数都正在“出得起”小孩的生活费用？既然大部分小孩没有饿死，相信大多数父母事实上是出得起养活小孩的费用了。 那么，我这里说政府发薪让小孩上学，从实质上讲，“国家出了这个钱”，其实是全国广大父母出了这个钱的，无非是在全国范围内来了一个“教育合作化”嘛！那少年儿童的生活费，当然还是广大劳动人民辛苦劳动挣来的嘛！ 但是有人一听说“教育合作化”里有合作化这三个字又很害怕，会说哎呀我们过去吃大锅饭的苦头还不够吗？如果一搞合作化，就会不出活啊，人就会在地里睡大觉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们用在教育上，我们担心什么？少年儿童又不是盈利工具，就算少年儿童不好好学习趴在课桌上睡大觉了，那睡一睡觉不是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吗？而且，现在让父母供给少年儿童的生活费，这些少年儿童不也是白得了这个抚养吗？如果他们不好好学习可以教育嘛！也可以适度地有一些惩罚嘛！ 所以说，就算你认为生产单位的“合作化”不可取，但是“教育合作化”仍然是可取的。 那么，如果我的这个方案，让全国的小朋友带薪上学暂时在实行上有技术性的困难。那么我也可以修改一下，建议所有的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都带薪上学，如何？因为，现在的童工，主要还是来自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都带薪上学了，我想这种童工现象也就差不多消灭了吧。 |
| “贫穷”是导致东莞童工问题的根本原因吗？对专家学者的观点一声叹息
胖黄/2008-04-30 针对曝光的东莞童工问题，现在有人开始反思根源何在了。今天看到报道，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侯远高教授认为：“贫穷才是真正的原因”（侯教授的阐述也是目前我能看到的最详细的分析）。对此观点，我惟有一声叹息。 按照侯教授的说法，由于凉山地区十分贫穷（土地、人口等因素限制），生产力低下，使得当地小孩“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想着外出打工”。再加上当地人看到那些带工的人都赚钱了，“也就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 我不知道官方会不会采纳侯教授的说法，或者侯教授的说法就是官方已经认同的？我只知道，如果党和政府真的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待东莞童工问题-----把凉山的贫穷作为根本原因----无异于抱薪救火！现在大错已成，再不实事求是的反思，我们一定会被后人唾弃，这个“青史留名”是跑不脱的。 侯教授的“贫穷论”是经不住推敲的。要论“贫穷”，建国初期那段时间穷不穷？何止一个凉山，全国范围内除了少数大城市，除了少部分人，都可算做“贫穷”，再考虑到童工在旧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仅1924年上海一地就有17万童工，即便新中国的工厂继续大规模使用童工，也合情合理嘛。但事实怎样？还是上海，到了50年代中期，童工便告消失。虽然16～18周岁的未成年工仍有一定数量，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等方面作了保护性的规定，如青工进厂前先进企业举办的技工学校进行半工半读，经培训后转入工厂做工等（参见《上海工运志》，“劳动保护”篇）。难道50年代中期，中国就已经“富裕”了？所以才没有童工了？ 再看改革开放前夜，那个时候的中国穷不穷？据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物资匮乏，增长乏力，必须要“杀出血路”了，似乎应该更有理由出现大批的童工吧。事实真相又如何？ 何况，这个“贫穷”到底是什么标准呢？如果贫穷就可能导致童工，那么考虑到三五十年内中国不可能实现均富----美国也不可能实现----总会有某个地区相对穷一点，是不是三五十年内童工就该是个正常现象？那我们现在急啥呢，不是浪费感情么。对一个三五十年内，按照客观规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着急上火，大家都吃饱了吧？ 我相信凉山五十年前也很贫穷，我同样相信，五十年前绝对无人敢这样大规模从凉山招募童工，绝对无人敢像东莞某些工厂一样靠公然压榨童工血汗“先富”。这不是贫穷与否的问题，是我们某些地方某些官员的指导思想问题：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资本家？到底是维护老百姓利益，还是维护自身政绩？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才是导致“东莞童工”事件如此张狂如此恶劣的根本原因。 不解决指导思想的问题，则童工问题永无解决的可能。今天解决了东莞，明天还有西莞；今天发展了凉山，明天还有热山。只要不彻底清算“以资为本”，总有一天我们会被后人清算。 行文至此，我回头梳理资料才发觉，凡是能找到的论述“童工”问题的资料，几乎都会把“贫穷”作为根本原因，要不就再加上教育、法制等等，而且还往往大书“借鉴国际成熟经验”。我真的感到很遗憾----执笔这些资料的不少都是如侯教授一般的知识精英----离中国有效的遏止童工问题不过几十年，为什么中国的专家学者们都没有好好的吸取自己已有的经验，非要舍近求远？到底是国外的月亮格外圆一点，还是另有隐情，以至坚决不能向过去的年代看齐？ 原载强国论坛 |
| 商品的利润已接近边缘,只有通过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手段才能获得利益.
象东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在改革开放后为经济利益所采用的手段,就是这种原始的罪恶积累,充满了血腥. |